VCT之困——zt新民周刊

　 海量的T（检测）、稚嫩的C（咨询）和凤毛麟角的V（自愿）——目前中国艾滋病监测的现状。 撰稿/李宗陶（记者） 面对如此低的知情率，全世界都在思考：基于人权、消除歧视、保护隐私而设计的自愿咨询检测（VCT）是否真的有效？11月20日，记者在北京听了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的报告，他说，阻断艾滋病传播的策略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三种检测之道 VCT诞生在美国，后来成为国际上推荐的策略和方法。V＝Voluntary，就是自愿，它强调这一决定必须完全由个人做出，并要确保检测过程和结果的保密；C＝Coun－seling，即咨询；T＝Testing，也就是检测本身。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告诉记者，VCT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真正纳入医疗服务是在1995年。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与VCT相关的技术文献和人文理念都来自国外，医学界、社会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都认识到，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值得研究的。 在我国，还有另外两种检测艾滋病的实践：哨点监测和医院检测。哨点监测指卫生部每年定期对六类人群——性病患者、性工作者、献血者、长途卡车司机、男性同性恋、吸毒人群的调查和艾滋病检测。而当普通人在医院需要动手术或者孕妇生产等一切可能涉及血液的情形下，医院都会对其做艾滋病病毒检测，这就是医院检测。 无论是哨点的还是医院的检测都不是自愿性的检测。哨点监测中的艾滋病检测是强制性的国家行为；看病过程中的艾滋病检测是医疗机构规定的措施。按照国家防治艾滋病的政策，两个措施的执行都要实施保密，都要相应地提供咨询；但在实施中，保密和咨询并不总会成为优先考虑，检测本身才是重之重。 现有统计显示，一旦自愿（怀疑自己感染了），检出率相对较高，可惜自愿者太少，大部分检测是在当事人未必知情的情况下在医院完成的。 对三种艾滋病检测实践（自愿咨询检测、哨点检测、医院检测）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清华大学教授景军认为：我国医院系统的检测数量大，但是检出率很低，有一个针对性不强的问题；监测哨点的检测从设计上看有相当的针对性，但在执行过程中偏向于医务部门于容易控制的场所和人群（门诊病人、孕妇、性病就诊者）；自愿咨询检测检出率高、针对性强，但存在人数规模非常有限的问题。他用一句话概括了现实的情形：海量的T（检测）、稚嫩的C（咨询）和凤毛麟角的V（自愿）。 VCT的困惑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王若涛教授说，VCT推行到现在收效甚微。 据统计，山西省去年一年主动接受检测的仅400多人，而在四川省某个深受毒品侵害的城市里，吸毒人口有1万人，但2003年只有300人做过自愿咨询检测。王若涛说，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普遍存在。 为什么自愿这么难？ 艾滋病感染者黎家明告诉记者，如果人们能够进一步消除偏见和歧视，能像对待乙肝一样对待艾滋病，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自愿咨询检测。在他身边的病友中，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一旦检出阳性，单位马上表态，你回家吧，人不要来了，医药费一年报一次；或者被打入冷宫，任何工作上的机会（如出国、评先进）从此绝缘，同事关系日益疏远。“你想，这样检测出来就是害他”，黎家明说，“如果我不是自我保护得这么好，没有一个单位敢用我。” 一个好消息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二稿日前做了一处重大修改，取消了原先的限制规定，将“艾滋病毒携带者”纳入了公务员的录取范围，这是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北京地坛医院的伦文辉副主任认为，VCT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适合与否，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地坛医院一位治疗过近千名艾滋病人的大夫态度鲜明地反对VCT。她说，国外的VCT是建立在医疗体系发达、人们的医学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相对协调的基础上的。当面对相当一部分理解这个疾病都不容易、无法自己做出选择的病人时，她认为应当由医生推荐去做检测。 中国政府今年采取的一个行动似乎可作参照。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今年9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既往有偿供血人群中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并限定在2005年4月15日前完成，同时建立既往供血人员数据库。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共组织50多万人投入普查检测工作，对全省51187个行政村或居委会的280476名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普查。 9月10日上午，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向媒体通报：经过重新筛查，目前河南省确认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人11815人。而据中新社2003年11月27日报道：“自1995年3月河南省发现首例HIV感染者至今，全省累计并报告HIV感染者6524例，其中现症病人1940例。”在短短9个月之内，河南省HIV感染者就新增加了近2万人，可见普查比坐等上门检测力度大得多。 但是否每一个省市都有能力和有必要像河南省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拉网式筛查？在今天的中国，相信许多人都能做出判断。 沈洁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自愿咨询检测”中的“自愿”是有条件的。目前，对于三种情形采取规定检测：一是从业特征，譬如对牙科医生、外科医生等，出于职业保护，要求做HIV抗体检测；二是人群特征，如对吸毒人员，性工作者，会由公安、司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筛查；三是当自愿与保护其他人群和预防传播发生矛盾时，会采取半强制性检测。但这些检测都要求做好保密服务，对于有罪错的人，也应当尊重他们的隐私权。 对于“推荐咨询检测（RCT）”的动议，沈主任表示，她赞同在检测资源有限的今天，变“被动等待自愿”为“主动寻找需要做检测的人”，卫生部门还应当努力设法增加资源。 对于R（Recommended），她说，还可以理解为Responsible（负责的），它包括：健康教育、保密和救助（治疗加关怀）。“中国要做‘负责的检测’，不仅要对艾滋病感染者负责，也要对他人和全社会负责。”她说，在全世界都在积极探索检测之道的今天，这是中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