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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血祸不绝【上】:湖北金牛小镇百人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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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yzengbao
时间:
2010-5-10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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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血祸不绝【上】:湖北金牛小镇百人遭感染
【编者按】 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 记者 邓飞 发自湖北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8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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