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牛牛

b>公立医院定位模糊、处境尴尬</b> 以往，医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救死扶伤几乎是全部职责。医护人员很珍惜这份职业，敬业爱岗成为主流风气。白衣天使既是社会冠以的美誉，也是医护人员内心的骄傲与自豪。对于患者来说，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维系了资源并不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个时期，医护人员在平和的环境下安心工作，患者也高度信任医护人员；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多以病例讨论汲取教训和批评教育的方式解决。真正形成纠纷的事例并不多，提起诉讼的更是少之又少。那时写一篇临床失误的分析文章，只需要道德的勇气，而不会有法律的风险。后来，国家对医院实行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由医院自己创收。在2006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学术报告上，卫生部部长***透露，上世纪***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收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2006年2月28日《医院报》），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药品收入。在政府投入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设立了药品加价制度，准许医院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补偿收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药养医”。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财务主管证实了***部长关于“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的说法。这位主管还说：医院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负担水电煤气、购买医疗器械、支付职工工资奖金以及投入医院发展建设，另一方面要执行且长期实行着医疗技术服务的低价政策，比如说住院床位费，住旅馆一天还要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呢，住三甲医院一天才18块钱，最贵的也只有24块！比如诊疗费，医生接诊病人，望叩触听（或望闻问切），采集病史，综合分析，到诊断治疗，整个过程只收4块钱！再比如针刺治疗，中医大夫为患者辨证施针半小时，无论是扎几针还是扎二三十针，也只收4块钱！对于医生用过的针具，护士还要进行擦拭、检修，将弯针、带钩的针剔除，然后再进行双蒸（两次高压灭菌），而所收的费用仅仅相当于修鞋匠钉一个鞋掌！ 在政府投入不到位、医疗技术服务收费远远不足以体现医务工作者劳动价值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如何生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马儿没办法，只能自己找。”医院要用优惠的条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要不断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要不断改善就医环境，这些都需要钱；医生要养家糊口，职工要改善生活，也需要钱。于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准许和引导下，医生开始开“大处方”，通过15%的药品加成增加医院的收入。 当年“以药养医”的制度设计，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投入负担，但它的副作用今天也凸显出来。近年来，“大处方”逐渐被认识并遭到痛斥之后，一部分医院在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下，药费收入无论多少都不再和职工的工资奖金挂钩（但依然计入医院总收入，与医院的发展建设有关），这就是财务上的“医药分家”。但药费收入与工资奖金脱钩后，医院必然要通过其他的诊疗服务收费补偿经费不足，用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由“以药养医”转化成了“以刀养医”，这就是所谓的堤外损失堤内补，而这一点恰恰还不为业外人士所知。 “以刀养医”中的“刀”，狭义是指手术刀，广义是指以手术刀为代表的一切能够获取医疗收入的项目，比如检查、化验、治疗、高值耗材等等。目前，医疗收入已成为继药品收入之后医院弥补经费不足和提高医院职工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以药养医”年代，对于医生开的药，如果有疑问，患者可以不买，即使买了，也可以不吃；但是在“以刀养医”的今天，面对医生建议做的检查或者手术，患者就根本无从知道是绝对需要做、应该做、可做可不做、可以暂缓做、或者完全能够用性价比更好的方法予以替代。如果说“以药养医”更容易被人认识的话，那么，“以刀养医”更隐蔽，更险恶，对患者的危害更大。 无论是医院账面上的“医药分家”，还是体制上的“医药分家”，受冲击最大的当数中医医院。因为中医向来医药不分家，说某位医生好，是因为他（她）开的药好。中医医院的医疗设备绝大部分比不上西医医院，另外无论手术的数量、难度和广度都和西医医院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中医医院绝大部分收入都有赖于药品收入，而不是医疗收入。从“以药养医”到“以刀养医”，对于中医医院来讲无异于“断奶”“掐粮”，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医院的“西化”进程。它促使中医医院淡化或者逐渐放弃中医原有的特色和优势，包括药品、手法等等传统项目，而竞相上演“设备竞赛”，引进新技术，开展新手术，向西医看齐。长此以往，必然使中医医院走了形，变了味，甚至改了姓。 在财政投入不到位的情况下，假如有一天真的从体制上“医药分家”一刀切，对中医医院来讲，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是对中医药事业的一种扼杀。多少年之后，中医医院的医生可能拥有了娴熟的手术技术和看检查单的经验，却忽视了中医理论和中医技能。当然，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无论是“以药养医”还是“以刀养医”，公立医院普遍实行的“收入减支出，结余提成计奖”的分配机制，都是十分典型的营利性机构的分配方式。在大多数公立医院中，经济收入指标已成为最重要、最刚性的管理目标。通用的模式是医院确定总体经济指标，分解后下达到科室，科室再分解到个人，月底以任务完成情况计算每个人的奖金。经济指标细化到医生每个月看多少个病人，开出多少张化验单、检查单，总计有多少医疗收入，甚至收多少个病人住院……科室的效益好，医生个人的收入也高。经济指标管理目的明确，操作简单，立竿见影，赏罚分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但是这种市场化取向的分配机制，却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卫生服务这一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 经济指标管理使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各科发展不均、人心失衡。收入高的科室能吸引人才加盟，而收入低的科室则人心思变、逐渐萎缩。由于医务人员的收入依赖于患者，所以受患者欢迎却无法产生利润的服务普遍遭到了医院的忽视。 经济指标管理急功近利，不利于医生业务的提高和医院的长远发展。利益的驱动和压力，使部分医生心态浮躁，忙于追求诊治病人的数量和医疗收入的增加，难以静下心来潜心学习或外出进修。 医院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经济指标大都定在一个“跳起来摘果子”的高度，在“科科有指标、人人有压力”的敦促下，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或多或少地会顾及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导致“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使患者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运行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群众的利益。 面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要靠营利来生存和发展，一网民陈词：医生+商人=？=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医生的职业属性是奉献，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商人的职业属性是索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当医生与商人这两个完全不同属性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将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医德沦丧，黑心赚钱。当市场经济进入医疗领城后，医疗这块领地不再圣洁，医生的职业属性已转变成了商人，从此，医生关心的首先不是病人身上的病，而是病人口袋里的钱。但是，这不能全怪医生。只可叹，医生不再是天使，是现行医疗体制促进了医生从天使到魔鬼的转变。 这一网民无疑将医生商人化现象无限放大了，也将医生群体“妖魔化”了。但从经济学上讲，如果两个群体利益一致，矛盾就少，问题也容易解决；如果利益对立，结果必然相反。只要医患处在利益之争的风口浪尖上，医院就别想清净！ <b>药价滚雪球，药品也变脸</b> 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从药厂生产药品到患者最终拿到药品，中间经过许多环节，按照“高报价，高定价，高回扣”的模式，许多药品生产企业虚高定价，拼命留出巨大的价格空间，去打通各个流通环节。药价在销售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层层加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致使众多药品的零售价高得离谱，急需“减肥”。众多的流通环节和交易主体都想分吃药品差价这块“唐僧肉”，各种违反规定的“潜规则”就不可避免。另外，在政府招标采购的操作过程中，又无形增加了一笔招标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都得转嫁到患者身上。由于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愿意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手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累计降了300多亿元，涉及5000多种规格的药品，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的感觉。为什么？原来国家降了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厂就马上停止这种药品的生产。全国人大代表陈鑫在接受《健康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不少药品生产企业通过改包装、改剂型、改规格的“变脸药品”作为新药重新定价，价格一下子又翻了几番。如一种抗生素针剂，核心成分是头孢菌素类，如“头孢噻肟钠”改名为“头孢子氨噻肟钠”，药品的价格就由每瓶7.8元上升到89元，价格翻了11倍。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也透露：更昔洛韦，规格0.25g，出厂价8元，中标价30元，最高零售价竟达到125元！西米替丁换了个名字，变成泰胃美，就由4块钱100片，变成了40元20片。 医药代表说：“药品贵，是因为医生太黑吃回扣。”有医生说：“药品贵，不是因为医生吃回扣，而是因为药价虚高，给回扣预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永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戴菊芳在接受《中国医药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医院所有的药品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是在国家最高零售价的范围之内。在给药品定价时为什么要让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存在那么大的价差？如果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按照市场规律保留必要的价差，那么不仅可以降低药费，而且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商业贿赂。 另外，“一刀切”降药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看病贵”。全国人大代表樊水玉在接受《中国中医药报》采访时透露：由于“一刀切”降药价，目前全国许多药厂已先后停产糜蛋白酶注射剂，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仍在勉强维持生产。另一种在化疗中常用的经典老药―――环膦酰胺注射剂，目前每瓶200mg的零售价仅规定为4块钱。为此，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联制药厂因亏损而被迫停产这种药品。这一类“经典普药”的退出，使许多替代药品相继出现，但多数替代品价格高昂，比如糜蛋白酶注射剂的替代品―――沐舒坦注射液，单价为每支10元，接近糜蛋白酶的10倍。“一刀切”地降价或规定低价，导致许多价廉质优的老药消失。而由国外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的替代药品价格昂贵，加重了病人的负担，这也是老百姓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2004年初，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在抽查瑞安市人民医院药品的过程中，震惊地发现该院200多名医生中，有56名收取了医药代表的回扣，总金额高达110多万元（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前些年，许多因“工作不爽”或“良心发现”跳槽出来的医药代表，纷纷在媒体上揭露药品回扣的黑幕，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每年仅药品回扣一项就侵吞国家资产超7个亿！ 其实，药品回扣只是“冰山一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器械推销员说：“进口的一次性医疗耗材本来就很昂贵，经过滚雪球式的一道道中间环节，到患者那里价格就臃肿不堪了，看病能不贵吗！看病贵、看不起病，老百姓气儿能顺吗？气儿不顺能不出现纠纷吗？我现在是吃这碗饭，全家人指着它过日子呢，要是有朝一日离开这行，出门先去媒体曝光。”“药品回扣”有人出来揭露了，医疗器械“问题”还没有人站出来说话，难道一个行业的黑幕非得等到某个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站出来挑开这道帷幕吗？ <b>失衡的天平</b> 在2006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学术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表示，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他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 ***说，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卫生资源的分布不均，缺乏引导和限制的医疗管理，以及人们追求最佳医疗的心愿，致使就医长期停留在盲目的无序状态。大量完全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一二级医院治疗的普通疾病集中到了大城市大医院，造成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真正有疑难重病、需要大牌专家确诊施治的患者却挂不上号。为了缓解挂号难，许多大医院先后成为无假日医院，仅以北京中医医院为例，2005年在没有增加任何医生编制的情况下，年门诊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实行无假日医院之前的2001年增长了30%。也就是说门诊量的增加，或者换一种说法叫解决患者看病难是在医生减少和放弃节假日、增加自身工作负荷的情况下完成的，许多专家一上午不喝水、中午不吃饭不休息给患者加号。 但由于患者太多，分配给每个患者的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于是患者又开始抱怨挂号、交费、取药时间长，看病时间短、医患沟通不充分等等，甚至演变成医疗纠纷。而近年来卫生部门一项调查却告诉我们，全国县级及以下综合医院平均每个医生每天只有4.6个门诊病人、1.4张床位，相当于不到两个小时的工作量。即使考虑科研、教学和其他工作，医院效率总体上还是低的。一边是大医院人满为患，一边又是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由于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缺乏初级与二级医疗服务的制度化分工，或者说我国医院体系的功能错位，使大量普通病人涌向大医院或到专科医院去寻求初级医疗服务，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资源的浪费。卫生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患者看病难成了一种同时并存的怪现象。 <b>“医保”这把保护伞能庇护多少人</b> 建国以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在免费医疗时代，一张“三联单”就是一张空白支票，职工除了挂个号之外，看病、检查、吃药自己不用花钱。家里有这么一个“公家人”，其他人还可以跟着沾光。40年来，人们习惯了个人有病、公家买单的国家福利制度，尽情地享受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上世纪***十年代，也就是建国三四十年之后，当年意气风发参加革命工作的“姑娘”“小伙儿”陆续两鬓霜染进入退休年龄，退休金和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成了企事业的包袱，成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免费性质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医疗福利分配不公、拖欠医疗费等弊端逐步暴露出来。1994年，国务院在镇江市和九江市进行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在以后的十余年间不断修订。 以“低水平、广覆盖”为宗旨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以后，有许多药费、诊疗费等等需由个人部分担负。以“我”为例，咱们可以为医保患者算一笔账。在职的“我”在年度内，门诊看病花费2000元以内的自己负担，2000元以上的可以报销，报销的比例是50%；假如“我”是一名退休职工，门诊看病发生费用在1300元以内的自己掏腰包，超过1300元的，要看患者的年龄分成几种不同的情况，70岁以上的自己花20%，70岁以下的自己掏30%。 假如“我”现在需要住院，而且是本年度内第一次住院，那么先要交起付线1300元，本年度内的第二次住院、第三次住院、乃至第n次住院，起付线均为650元。住院费用起付标准至3万元部分在职职工自付15%，退休职工自付9%。也就是说，一位医保患者假设在年度内既看了门诊又住了院，那么，刚一起步至少3000块钱需要自己负担。企业职工一般退休金在800～1000元之间，3000元就等于他们不吃不喝将近4个月退休金的总和。除此之外，医保患者在使用医保报销范围内的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时，单项检查、治疗费用在200元以内的个人要负担8%；单项费用超过500元的贵重医用材料个人负担50%；凡医保报销范围内药品中注明“需个人部分负担”的药品，个人负担10%；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以外的药品、诊疗项目及超标准服务设施等，个人全部自费。另外，医保报销上有封顶，年度内不得超过17万……不少人感叹：“真得不起病啊！”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得病啊？ 40多年来，已经习惯“个人有病、公家买单”这一国家福利制度的人们，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情感上，都对过去的“医疗岁月”怀有深深的眷念，而对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怀有微词。 免费就医和掏钱看病，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免费就医时，药开多了就多了，反正也不是自己花钱；自己掏腰包看病就要精打细算、物有所值。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的增加使部分患者心理上难以接受，财力上难以承受，误以为医疗费用的提高全是医院的过错，于是常常带着怨气来医院看病。 尽管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有种种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尽管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人常常牢骚满腹，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多少没有医保的人向往着能钻进这把保护伞遮风避雨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5年12月21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截止到2005年9月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341万人。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2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有1.7亿，不到8亿农民的1/4，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在273.1万来京务工人员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为7.7万人，仅占2.82%！ 虽然商业医疗保险已在我国许多城市展开，但目前这一制度还很不完善。最大的不足之处是，保险公司把盈利的文章全做在投保者身上了，限制保险病种、限制报销条件、限制报销额度、报销手续繁琐。甚至一些规定的治疗方法早已经被临床淘汰了，也就是说，你要是得了他们能理赔的那种病，你必须要用人家指定的方法来治疗，而人家指定的治疗方法现在已经过时了、被新的方法取而代之了。所以，你就不可能得到人家的赔偿。 2006年2月21日，6位深圳友邦投保人起诉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请求法院撤销保险合同。这是我国首例针对保险合同而非实际理赔纠纷的保险诉讼案。在诉状中，6位投保人认为，友邦的“守护神两全保险及附加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对某些疾病的释义定义违背了基本医学原则：如果按照合同条款规定，某些情况下，被保险人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得到赔偿，这让重疾险失去了意义。据专家介绍，重疾险在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上有很多限制，光得了合同规定的病是不行的，还得按他们的要求诊断和治疗，否则可能被拒赔。比如完全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非得开胸，癌症手术无价值的，非得动手术。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地给病人设置报销障碍。于是有人质疑：是保险金？还是抚恤金？更有人直白地称寿险是“死人险”，意思是说只要人不死，别想拿到保险赔偿金。商业医疗保险不能充分起到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作用。而成熟的医疗保险制度则相反，保险公司要想方设法用优惠的条件来吸引人们参加医疗保险。同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监督医院和医生，不让他们开不该开的药，不许做不该做的检查，不准收不该收的费用，一旦发现，保险公司将拒付医药费。 由于我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健全，多数患者需要自掏腰包。花钱“消费”最讲究的是要“物有所值”，一旦治疗效果和预期不符，有些病人和家属就认定医院有错，尤其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医疗纠纷就更容易爆发。“金钱”让医患之间缺乏缓冲地带。 <b>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b>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了，多数人生活富裕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提高了；但也有人下岗了，失业了，生活水平下降了，甚至失去了医疗保障。2005年12月1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在北京发布。报告在指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上年相比上升9位的同时，也提示贫富差距已破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断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可偏偏有人既有病，又没钱，这就叫“屋漏偏遇连阴雨，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贫穷成了就医的拦路虎。在贫穷或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步步攀升的医疗费用，让许多中国人的小病熬成了大病，一个大病患者拖垮一个家庭的事例屡见不鲜。近年来，部分贫困山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忍，大病耐，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占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了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不敢看病”成了中国人就医现状的真实写照，而“不敢看病”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病”。看病与上学、买房被老百姓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在一次社会调查中，很多老年人说出了“不怕死就怕生病”这样让人心酸的话。“看病贵”不仅成为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老百姓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增多的本质原因。 除了看不起病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欠账逃费。一部分患者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医疗费用，逃账、逃院事件屡有发生，给医院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数字表明，现在全国至少有15个亿的医疗欠账。 《健康报》曾以《逃费乃是无奈之举》为题，表达了一个贫穷老农的心声，文章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们也懂。说实在的，医生护士为我们除病祛灾，我们真心感谢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我们的确不应该欠医院的钱不还，可是我们没钱。穷人无礼仪啊！” 在川东北老区某农家，一位朴实的农村汉子毫不隐晦地承认了他与妻子两次在两家医院逃费的事，一次是妻子引产大出血，另一次是他在外地省会打工被人打伤。这农民汉子的家是三大间土垒的瓦房，正屋是客厅，堆满了农具什物；昏暗的两间卧房里，除了挂了至少十几年的蚊帐和已看不出底色的被子外，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牛圈里有一头黄牛，猪圈里空空荡荡。看到这一切，我们无法再追问他为啥要逃费。据他说，他还不是村子里最穷的，有的穷户连走出大山求医的路费都没有。 相对城镇，农村还算好一点的，至少他们吃的是自家地里长的，不用花钱。而城镇贫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不敢有病，否则全家跟着遭殃…… 一方面是患者逃账，一方面是“见死不救”在医院频频上演。2005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健康时报》发表“健康时评”，评论中说：“在（医院）几近残忍的冷漠背后，更让人慨叹的是社会医疗保障惊人的薄弱。实际上，保证每一个危重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救治，不仅是医院的责任，也是相关部门的义务。反思这些本来不该泯灭的生命时，一味地把责任全都强加给医者，至少是不全面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运营的医院代替职能部门的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医疗保障，甚至是无限的医疗保障，这可能吗？现实吗？现行医疗体制对‘贫困人群医疗救助体系’的缺位，才是造成医院见死不救事件频发的关键所在。”曾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的掌门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研究室杜乐勋教授坦言：“发生‘见死不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救治经费政府不负兜底责任……政府兜底的包袱卸下了，病人的负担上去了。”（《当代医学?医改二十年》） 谁为贫穷患者买单？这是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和该解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