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四一八，那涅磐重生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比生日的意义更重大的日子，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会去纪念的日子。。
那一年，这个日子的前两天，我正在大田里劳动，有人从大队来带信给我，要我速去公社去通知书，说我已经被大学录取了。我风风火火跑了二十多华里，取来了我生命中弥足珍贵的那张纸。一看报到日期是16日至18日，也就是说当我拿到通知时，我的那些准同窗们已经去报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扛着30公斤玉米的我碰巧搭上了一辆去县城办事路过公社的手扶拖拉机，去办通知要求必须要办的事：转粮油关系，用这30公斤老玉米换40斤粮票带到学校。回程自然又是跑回来的，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因为，奔波这两天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为了办好事办成事，必须象以前那样处处说软话陪笑脸。我只能把巨大的喜悦埋藏在心头，遭际过很多，深知那年头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只要我的脚还没有踏进大学门槛，我仍然还是个农民。
再过一个夜晚，我就要离开这里。我要抓紧时间跑一跑，去走动顺溜的乡亲家拉拉呱告个别。可惜我穷的很，不然我会买点香烟小糖块撒撒。
别说是我穷，那些老地丁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农村的口粮柴草是按人头分的，大人为了吃饱肚子，就拼命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越穷。
我们这个点原来的同伴走了三个，另觅他处插队去了。还有两个虽然没走，却长期滞留城市不归。邻近的几个村落还有我的不少同学，平时很少见面，现在要走了，我不能一走了之，那样太不够朋友。谁知道我们今后能不能见面？会在哪里见面？
在生产队里，有两户人家和我相处最好。我生病生活不能自理，可以住到他们家去；妹妹来村里看我，他们会把妹妹接到自己家里用粗茶淡饭招待。当然，我也有许多回报他们的机会。现在要走了，我决定把我的“家”一分为二，奉送给他们。房子带不走也没办法送，简单粗陋的家具农具还有剩余的粮食我可以送给他们。
从早奔波到天擦黑忙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疲劳不堪。猛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办。我在队里还是个小官，不过是个只干事一点特权也没有的官：助理记工员兼助理棉花队长。农村最基层的几大员们多是当地了不起的人物，可以不下地干活而工分不少拿，非队长会计的亲属莫属。我这个记工员干活一点也不少干，能当上助理的原因一是有文化二是公正没私心。眼下正是我这个副职和正职碰头的时间，我正好把手中掌管的帐本交给他。
在那个年代，有会议室的农村生产队很稀少，而我们那个队就有。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政治样板队，是当地的一面旗帜。直白点说，是控制管理严格，劳动强度大，人际关系也微妙紧张。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同伴们不会选择离开，他们受不了这份“罪”。我们的队长是大跃进时期诞生的明星人物，不识一个大字，却是个县委书记都知道他的大名的人。他还是公社党委委员，一次去邻近大队视察，那里的土皇帝不认识他，有失恭敬，他一怒之下，在党委会议上坚持把此人撤了职。正是从他的身上，我更多的认识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受益非浅，因为许多素材都来自他的自我吹嘘。此时此刻，他和会计正在会议室守侯着我，我的正职、一个年近五十的老男人兼会计的三叔陪伴着他俩。
我并不是个粗心的人，白天，我曾经专程去队长家，准备感谢这几年他对我的栽培提携，歌颂他一下。谁知道他一直对他的听众高谈阔论，瞧也不瞧我一眼，根本插不上去。我时间紧，要理会的事多，只好走开了。刚一进门落了座，队长就对我冷嘲热讽一通，接着数落开了。说我忘恩负义目中无人假积极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说我这几年一贯做老好人觉悟不高斗争性不强战争来了一定是当叛徒的料，最剜人心窝子的是他说即使你进了大学他也能让我念不成大学回来继续当农民。在那样的光景下你只能选择沉默，你越是辩解他越是来劲说不定会一发不可收拾。在他训斥我的同时，不断地有人前来记工或办其他的事，耳闻眼见了我这个天之骄子的惨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得知我即将上大学时，肯定有人后悔为什么不独居慧眼早些撮合女儿和我发展关系。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间会议室的，遥远的那个4月17日晚上那40分钟的酷刑绝对是我的“黑色星期五”。
回到我那间已经坚壁清野的蜗居，那一夜我睡的很沉。是祸躲不过，我才不烦你会不会把我从大学里拽回来呢！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间桃花始盛开。
桃花开了，是个好兆头。
走也！ | 
发表于 2009-4-17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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