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的逍遥生涯 生涯, 原创

将军牛牛

     大串联结束后，从北京取回革命真经的红卫兵们杀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走上街头，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破四旧”。地名店名乃至人名一律改成响当当闪耀着革命光辉的名称，土地庙被推倒，尼姑庵里的尼姑还了俗，女孩子的长辫被强制剪掉，县剧团的帝王将相蟒袍玉带和各种行头，被集中在街心十字路口点火焚烧，学校几名女教师的裙子被翻出来剪了个稀巴烂。

    “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值初冬，春风还没来，梨花倒开了，那是校园里新成立的几十个造反队的几十面旗帜。什么“驱虎豹”、“缚苍龙”、“追穷寇”、“全无敌”等等，让人眼花缭乱。这些大小不等人马参差不齐的山头不久又经历了一轮兼并重组，形成“一司”、“三司”、“红司”三个大山头，同时在社会上招兵买马，“一月风暴”中联合夺了县委的权。夺权后的三个组织逐渐产生了观点分歧，自封“革命”而斥他人“保皇”。矛盾进入白热化后，人多势众的“红司”先下手为强，砸了对方的总部，“一司”、“三司”销声匿迹。

  被砸的造反组织的骨干，大多是最早被吸收为“红卫兵”的学生，造反意识强，优越感也特强。突然造反受挫，组织被砸，有的人心理上一时接受不了，一部分人则选择了反戈一击，公开表态说自己站错了队，把自己原来的组织说的一钱不值。逛大街时浏览反叛者的大字报，窃笑之余也暗自庆幸：不造反也有不造反的好处，不会站错队，用不着象这些人那样丢人现眼，还是当逍遥派好。

  读书读了七八年，忽然窝在家里无所事事，浑身不自在。怀着不久就能恢复上课的期望，我拿出停课前下发的初二课本自学。数学和物理我理解不透，也不敢去请教当老师的本院内邻居，怕给人家惹麻烦。数学老师张曙教初三，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还有可能是平时教学严格过了头，得罪过不少学生，被编进牛鬼蛇神的队伍劳改。眼下，劳改队没人看管而临时解散，他和父亲一样闲居在家。

  1967年的年初是寒冷的，春节前后接连下了两场大雪，接着是持续阴冷的大风天，积雪很厚，融化不掉。路上行人很少，校园里的教室宿舍门窗残破，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和凌乱的铺草。栖身于此坚持造反的学生们耐不住如此严寒，拆下课桌腿床铺板，点起堆堆“革命烈火”取暖。一位名叫张克生的后勤工友，是党员，在学校工作多年。他看到几个学生把一张完整的课桌架在火堆上，忍不住破口大骂，满面羞惭的学生们只好把课桌从火堆上撤了下来。

  形势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懊丧和苦闷，听到和看到的全是令人不解的消息。什么北京有个“联动”如何厉害，什么什么地方又发生了武斗，“江西省某某造反派已经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其中包括某体育学院射击训练队的革命小将”云云。我从大街上拣了不少“号外”和油印小报回家，刊登最多的是某某中央首长针对某事态发表的谈话和接见某某造反派代表的对话记录，这些注明“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的材料全都是报忧的消息。除此而外，另一些消息就更加耸人听闻，“XXX、XXX（老帅名）已被开除军籍”，某某地方“造反派和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死伤若干。”

  我经常仰望灰蒙蒙的天空出神：这样的混乱法，要持续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雪后，一个大风天的下午，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摸进了我家门。自从父亲成了牛鬼蛇神，我家就再没有外人来过。

  见有人来，父亲也很意外。一番寒暄，两人落座，我则斜躺在小套间床上看书。风呜呜地刮，声音很响，两个人的谈话声好象时断时续，听的不甚清楚。

  来人叫张径，某市一个商业单位的“走资派”，他一报出名字，父亲就记起来了。他是战争年代父亲的学生，一起北撤山东，一起打回苏北。解放后各忙各的，疏于联系，乍一见面，父亲已经认不出他了。

  他虽然是走资派，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不得不继续“走资”。他不“走”，本单位的造反派就没工资可领；他一面接受批判，不停地写检查，还得经常外出维持和拓展本部门业务。外面的真实情况和消息，他知道很多，因为担心我父亲、他的这位战友老师在运动狂潮中出什么事，故而绕道前来，登门探望。

  相见之下，自然百感交集。父亲带过的学生很多，话题就从谈论那个年代的旧事开始，他们一边喝着茶烤火，一边聊天。张径跑过的地方很多，见过的故旧也很多，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外面的见闻来。先谈了一会两人共同认识的熟人的近况，父亲对金子亚和吴养轩两个人运动中的遭遇问的尤其详细，不断地插话询问。谈着谈着，话题转到了南京的熟人，谈了南京大学的运动，谈到了吴天石。

  “南京大学什么都学北大的，有的地方搞的比北大还厉害。北大学生突击搞“斗鬼”，中央发了内部简报，他们不知怎么的也弄到一份，也准备如法炮制。吴厅长家就住在南大，他老婆叫李静宜，很和善的一个人，在南大当处长，可能是管人事。校长匡亚明行政8级，属于高干，早被省委保护藏起来了。学生找不到匡亚明，就拿吴天石夫妻开刀。”

  “七月星天，热的很，下午开的会，操场上搭的台子，让他们站上面。衣服穿的薄，挂的牌子重，铅丝勒肉里。吴厅长火暴性子，给他戴上高帽，他就给扔了，再戴再扔，最后还是戴上了，挨了不少拳头。”

  “会议结束，不让吃饭，不让休息，接着游街，在校园里游来游去。学生走了不少，游街途中陆续又走了一些，带着他们推着搡着游到最后的只是一少部分人，一边走，一边让他们敲锣，喊‘我是黑帮’。这些学生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大桶，把黑墨汁和胶水混合起来对他们身上浇，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黑帮。粘乎乎的胶水沾身上，堵住了毛孔，汗流不出来，吴厅长有高血压，先不行了，他老婆跟他后面，也死了。”

  听到了父亲的唏嘘声，里间的我，眼眶也湿润了。

  客人不敢久留，他也怕被造反派发现，问这问那，给父亲惹麻烦。那一顿晚饭，父亲吃的很少。当天晚间他写下七言诗两首，二十年以后我才看到，原因是他不敢写在纸上留存着，而是一直默记在心里。诗是这样写的：

           金陵风雨泛沉哀，一代文星落夜台。

           搔首秦岩千尺火，惊心艺苑独枝开。

           梅园泪共天人泪，燕子悲连新旧悲。

           岂是沧桑颠倒过，烟沙寒月照秦淮。

           哓然禹鼎阋萧墙，六代繁华作战场。

           文字狱兴埋义士，纲常丧乱起群氓。

           石头城断钟山黯，白鹭洲枯桃叶黄。

           我问皇天天不语，双坟何罪弃榛莽。

  父亲之所以这样悲痛，是因为吴天石对他有知遇之恩。省教育厅审干小组1958年向************江苏省委上报材料，准备处理父亲，身为厅长的吴天石在材料上签署意见：“该同志是否存在特务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如果他签的意见不是这样写，不称父亲为“同志”，或许省委“十人小组”下发的的处分决定会更重一些，这也是我许多年后才知道的。

将军牛牛

  天气渐渐暖和以后，寂寞的我没事找事，无事当有事，以新的方式填充我的逍遥生涯。

  不上课了，我有更多的时间跑县文化馆阅览室，以前是一周才能去一次，现在我每隔一天或两天就去一个半天。自从运动开始，政治学习频繁起来，有个专业名词叫“雷打不动”，即使是服务单位也关门停业学习。文化馆也不例外，每周三、五、六下午阅览室不开放，周日是法定休息日，也不开放。报纸的种类很多，可就象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刊登重大新闻时，版面套了红，铅字也用了红字。内容呢，大多是说全国形势如何大好，再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如何仰慕中国，如何歌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去看报纸纯粹是消磨时间，慢慢地我学会了分析比较，能看的出某张报纸在报道方面有无“出格”的地方，还能把大报刊登的消息和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加以对照，看看从中能透露点什么东西出来。

  阅览室里原来一直陈列着《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供读者赏阅，运动爆发后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越南画报》中文版，十分抢手，人人争着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资产阶级挂上了钩，展示美会被吐口水，欣赏美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可在这间阅览室里，仍然可以寻觅到这样的情调，而这样的情调竟然来自于《越南画报》。我至今不能忘怀曾经看过的一幅画面：田间小道旁生长着几丛盛开的木棉花，两名头戴斗笠身背步枪的越南女民兵矗立在花丛旁，象花儿一样微笑。女民兵很漂亮，画面的角度和色彩都很好，乍一看到有种强烈的震撼感。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一司”“三司”死灰复燃。他们不再沿用旧名称，成立了“XX县革命造反派血战到底总指挥部”，继续和“红司”抗衡。两派论战升温，双方都出版了自己的小报，抢占舆论高地，张贴在墙上或者向行人分发。闹市区人多之处，冷不防会有传单从天而降。两派都已经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县造反组织，这样的小报传单既有总部的产品，也有某某分部的产品。因为大家都是闹革命，革命用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些文学爱好者乘机过一下当主编的瘾，反正不要自己化一分钱。直接为论战服务的小报并不多，大多是这些自封的编辑东抄西凑得来的“路透社消息”，对全国进行文字旅游，非常受欢迎。传单的内容则简洁明快，很多时候一张传单上就一句话，红纸黑字传单多是某某事“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白纸黑字传单要么是说某某事“大错特错错定了”，要么是一句问话“为什么”，后面加上三个大大的问号。收集传单小报，成了我的爱好，我有一个存放自己物品的小木箱，腾出来专门盛放这些街上拣来的东西。里面最为珍贵的是一份“************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红纸印刷，64开对折，是从飞机上撒下来被我拣着的，我保存了许多年。

   俗话说“言多必失”，“血战到底”是少数派，它的某位编辑先生在某期小报上发表了化名文章，文章中引用了几句唐诗，前几句改了几个字，中间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字未改。它的用意很明显，意思是说别看我们现在力量很小，但是不久就会得到壮大，它是用“哀兵必胜”的原理来激励战友和争取同情者。可这位编辑大人犯了一个错误，这首诗的首句五个字原文是“国破山河在”，它引用和改动的不伦不类，被“红司”抓住了小辫子，先来个“九评”，接着又张贴大幅标语，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将“反动诗词的炮制者逮捕归案”。

  这场唐诗风波，闹得“血战到底”灰头土脸，很长时间才平息。

  不上街看热闹的时候，我在家中闲坐无事，只能用看书消磨时光。

  学校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在“破四旧”后期全被送进了废品收购站，家里原来有一些书，在运动初期抄家时被抄走了。我在家里发现了三本小说，全是俄国的，估计是很早母亲当图书管理员时父亲拿回家看的，一直没归还。一本是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中间的某一册，写的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一本是《不屈的人们》，写的是二战中德国占领区某小镇的一个普通家庭；第三本的书名忘了，写的是爱沙尼亚某小镇的一群孩子是如何跟随大人走上革命之路的。因为实在没书看，这三本书，我反复看了几遍，后来报纸上批判修正主义，肖霍洛夫被点名，我怕惹祸，《静静的顿河》被撕了引了炉子。

除了这三本书，能看的只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了，再就是一本破旧不堪的《先秦文学史》和一本同样破旧首尾全无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竟然是带了批注的。粗读，细读，精读，散读，正文我读，书中的注解批注我也认真去读。这几本书对我形成的影响无法估量，它为我打下了文学、历史、哲学的基本知识基础。

我们家被抄过三次，三本俄国小说两本中国“封资修”竟然留给了我，我真该谢谢这些红卫兵。

最过瘾的事，是我看过一本《毛主席诗词注解》，这是我去和我家有亲戚关系的一位老师家里玩，在他家中发现的。我如获至宝，缠着他要他借给我看，他终于同意了。他是造反派的小头头，说此书也是从别人手里“讹”来的，很快就要归还，他只让我看两天。此书印刷精美，纸张特好，还配有彩色图画，它不是正规出版物，是北京某个大学中文系造反派编印的。厚厚的一本，两百多页，对领袖诗词注解的很详细，蕴涵着丰富的知识。这两天中我一直沉浸在高度兴奋的阅读状态里，茶饭不思。我对古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就开始尝试自己学着写，应该是拜这本书所赐。

除了看书看报纸、上街看热闹而外，其他时间我也闲不住。家里有一整套木工工具，正好适合我用。我用它制作过不少相片镜框，木头的，铁皮的，有大有小，数量太多，我送了一些给院子里的孩子。我发明了用热水浸泡玻璃，然后用剪子剪的方法，把玻璃剪成我所需要的形状。没有专用的划玻璃的用具，我就用磨刀石代替，做成功好几个万花筒。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套刀具，估计是父亲从澡堂子里的修脚师傅那里搞来的，也被我派上了用场，我用修脚刀刻了好几枚印章。

小学停课了，妹妹们在家里也没事可干，经常央求我带她们出去拣废品卖钱花。我很少自己伸手，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出去不过是起着保镖的作用，防止她们被别的孩子欺负。拣废品的孩子很多，大字报栏前被风吹雨淋后刮下来的废纸是最好的废品，很抢手，我一直阻止妹妹们去拣，告诉她们“别人能拣，我们不去拣”。我的家庭作坊原材料，诸如木条铁皮大块玻璃之类，全是妹妹们拣废品提供的。

已经退休在家的李敬芝老师，见我在家里整天乒乒乓乓，不是做相片框，便是修理桌椅板凳。他睡觉的棕床松了，许多地方的棕绳木塞脱落，央我帮他弄弄，我忙乎了一阵，竟然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