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在中国国际医药高峰论坛上讲：管理体制的落后已经使我们过去赖以骄傲和自豪的医疗行业成为全国最落后的行业之一。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绕开体制和机制问题，片面地把问题归结为行风。医生的社会评价从“白衣天使”暴跌至“白狼”，其中的合理成分究竟有多少?
医生在利益和道德间摇摆
前不久，北京大学一位留日归来的教授陪太太在某医院生产。一天半的经历，促使他愤而向卫生部部长高强反映该医院的妇产科“缺乏起码的温情关怀，缺乏必要的责任制度，缺乏应有的医德用语，缺乏基本的服务意识，缺乏适当的服务设施，缺乏充分的说明解释”。这六个缺乏，可以说是当前公立医院的共性问题，但比之更尖锐的，却是回扣、红包、大检查、停药等行风问题。
一个先后在某三甲和三乙医院工作过12年的医生小于认为，现实中收不收回扣很大程度上由不得医生：“其实我们私下也很看不起那些把药品回扣看得很重的人，但怎么说呢?医生不能不开药，但几乎是药就会有回扣，而且总有人左塞右送地把它递到你手里，特别是别人都拿了，领导也拿了，你怎么办?”
我博士毕业，账面上的钱才1000多点，在北京无立锥之地，换你你怎么想?谁不希望自己的收入清清白白，合理合法呀？我们这个行业在国外是高收人阶层，但在国内呢，人家说“你就是一个医生，别以为你穿上了白褂子，我就当你是白领了”。说到这里，小于顺手指了指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饭桌，只见十来个人觥筹交错。“看见了吧!医药代表在请医院的人吃饭呢。这些医药代表的月薪至少2万。老百姓都在骂药价高，可钱大部分也没到我们医生手里呀，大部分都被流通环节吞掉了。”
患者账上一没钱，医生立刻就停药，这是医生“没人性”、“道德差”的一条重要证据。小于的解释则是：“近几年不少病人因为各种原因，只要病情一有好转不结账就跑了。医院为了减少、避免经济损失，就把病人跑掉的账从该科室的奖金中扣除，那么缺口就到了科室这边。有的科室会用科室基金冲抵一部分。但更多的情况是完全由医生自己承担。比如，如果患者欠医院2000块钱．那么就要扣负责医生2000块钱。我们也不想停病人的药，但医生一个月能挣几个2000呀?说穿了，我们医生就是给———医院打工的，老板都不担这个责任．我们一个打工的想担也担不起呀。”
医院在双重角色中两难
皮球踢到了医院这边，某医院的院长却反问记者：“去年一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打白狼’运动，打了一年怎么样?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最近打医生、杀医生的案件接二连三在出现吧?”
他接着说，去年，河南新郑市中医医院某科主任救了一个穷人，又把这个人给扔了，结果人冻死了，医生也被判刑。真的是这个医生职业道德沦丧到置病人于生死不顾的地步吗?科里来了个病人，救了，半个月后出院，没人接。卫生局不管，民政局不管，找到院长，院长说现在是两级负责制，我也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吧。于是这个医生想出这样一招———找一辆没有牌照的车把病人拉出去，车走远后把病人放下，然后给120打电话，看到120把病人拉走就算了事。现在很多医院都在玩这个120游戏。别人这么玩都没出事。因为拉病人的人执行不力，没看到120把人拉走他就先走了。事实上120来人了，但找了一圈没找到人，结果人死了，医生也倒霉了。
这个现象难道不说明国家对穷人的救治体系不健全吗?
医院的难处在于，公立医院虽然被定位在非营利医院，但在事实上又被推向了市场，承担着自负盈亏的效益压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毫不讳言医院的效益压力，他认为定位不清是当前公立医院所面临的最大矛盾：“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比如仁济医院去年总收入9亿元多一点，政府补贴只占支出数的3．5％，那么剩下96．5％的钱从哪里来?政府不给呀。
老百姓抱怨医生们心硬了，话冷了，医院的门越来越难迈进去了，越来越看不起病了。对此，医生们少有辩解，“我纵有满腹的委屈，可人家也没说错呀，这些事情我的确也是做了的，我不能对每个人都说一遍‘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吧。”一位医生说。
（据《瞭望》张冉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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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4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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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4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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