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章
带来第八大社会变革：
千龙网上有文章说，“非典风暴促成七大社会变革”：凝聚不同阶层,修正医患关系,复苏社会责任,改良卫生习惯,倍加珍爱生命,男人重归家庭,网络超常发展。应当说，这些归纳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变化的良性趋向。但我想补充“第八大社会变革”——公共决策透明。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让人切身体会了这样一个道理：民主是一种需要。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公共领域的决策具有“神秘性”的话，就会造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不理解不信任，其致命缺陷在于：加剧着人们对未来认知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谁都不敢从长计议，进而在根本上阻碍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前几天，钟南山院士在《面对面》节目中对央视记者说，当他提出国际合作时，却遭到如此诘问：你知不知道这是最大的政治？钟院士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没错，从中央到地方，“最大的政治”很快就化为一系列各种本职工作所理应采取的措施并立即执行开来：北京市长被免职，卫生部长被免职，其他省市一些防治非典不力的官员受到查办，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认我国遭受“重大灾难”，出现“用民族精神凝聚人心”这种似乎只有到民族危难关头才值得提出的口号，取消五一长假，天天公布疫情，公布隔离区信息......一时间，各类或令人恐惧或令人安慰或令人鼓舞的信息充斥媒体，这些全部来自官方而且公开发布的信息，着实让国人大享知情权，但“知情”以后并未出现我们曾经想象会出现的那种严重混乱局面。相反，公众享受到的这种看似虚幻的知情权，其实起了相当实际而又积极的作用，那便是：百姓心里有了底，他们在恰当地安排着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和工作，每个人的这种自我安排当然也就帮助了全社会的稳定。比如，当一些地方出现抢购时，因为透明的政府及时发布信息，果断采取措施，使抢购风潮很快就在理解和信任中平息下去。
上述显而易见的进步说明，政府决策的高度透明化，使芸芸众生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东西，人们不再不知所措，秩序也就由此而生。这是任何社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所以，决策透明、公众知情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并不是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所谓天赋权利，而是现实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需要。懂得了这一点，今后谁还会把民主当作洪水猛兽呢？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假如继续坚持抗击非典中的这些正确做法，并推而广之，中国一定光明。
世俗化倾向值得肯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进大学后不久，学校放了一场反映马克思爱情生活的影片，其中有马克思与燕妮接吻的镜头。散场后即有同学微词不断：这不是有损伟人的形象嘛！
是的，曾几何时，我们社会所宣传塑造的伟大人物，个个都是清一色的“高大全”，以至一些本来很正常的事，也不能与他们沾边，就像雷锋戴手表、谈恋爱的事，直到他逝世40年后的今天才披露。殊不知，这种把人当神来要求的做法，给中国社会造成过无形而巨大的损害。
而从此次抗击非典的许多报道来看，我们的社会出现不少颇具世俗化的倾向，值得肯定。
首先，无论是对普通百姓、医护人员、专家学者和政府高官的采访，许多记者都敢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怕不怕？这是一种可喜可贺的提问。因为恐惧是人类对死亡和不可预知事物的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是人人皆有的，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其实，中国早有这样的说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假如把害怕也看成一种“过错”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人非神仙，孰能无惧。赞美人性的高贵，同时不忌讳不掩盖其卑劣的一面，这才是真正把人当人看，是科学的、务实的态度。当然，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对那些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的人，给予相应的道德谴责、行政处分或法律追究也是必要的。
其次，虽不能说饱尝过物质匮乏滋味的中国人对物质利益的藐视已经荡然无存，但如今的法律建构等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包含着对有形利益的广泛承认。在对付非典的斗争中，财政部已经拿出20亿元的资金，除了用于购买药品器械、科研攻关等外，一部分是用来补助医务工作者的。有消息说，北京还以每月4000元的高薪招募护工。这种世俗意味十足的物质奖赏十分必要。因为尽管职责要求医务工作者必须站在一线救死扶伤，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要冒生命危险，此种情况下，除了精神鼓励外，可观的金钱奖赏实在体现着国家政府的人性化关怀。
第三，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在电视上的表现，不是照本宣科，不是生硬僵化，而是充满着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各种生动气质。说他坚毅、自信也好，说他坦诚、幽默也罢，反正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常人所有的忧虑和担心，有常人所有的风趣和从容，所有这些中都透出一市之长对市民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正因有了这些十分贴近常人的品质，他的讲话人们愿意相信并自觉地从中受到鼓舞。领导人的这种人情味似乎更能体现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倾向。
抗击非典中的这些世俗化倾向，或许只是人们看到的一小部分，但我以为这是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认真研究的，西方国家正是由圣而俗才走向发达的。
考验市场信念：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统得很死的价格实行了双轨制，结果给经济政治领域带来一场不小的震荡。事后经济学家用海涅的诗句来自嘲：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今的非典时期，我们则对已经放得较开的价格实行了管制，虽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但从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高度来看，海涅的那句诗似乎还可套用如下：我采取的是权宜，招来的却是怀疑。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价格高低由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的胃口大小来决定。需求大，价就高；需求小，价就低。换言之，高价会刺激供给，抑制消费；低价会抑制供给，刺激消费。价格的这种弹性实际上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如用行政手段严管价格，就会迫使它传递错误信息，从而给社会造成损害。因此，价格是否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公布有多少价格已经放开，以此证明我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可见，非典时期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这种权宜之计是否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不自信呢？
从道德角度来说，过惯了计划经济时期生活的人们，自然习惯用那个时期的标准来看问题。比如，在他们看来，非典时期抬高价格的厂商无疑是在趁病打劫。但如果用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高价有货”远比“低价无货”好得多。而且如无外力干预的话，价格其实很快就会降下来，因为高价一定会诱使厂商快速增加商品供应。如今因为价格管制，广州已有厂家表示不愿扩大生产。当然，用假冒伪劣坑害百姓者，无论以什么作标准，都应遭到谴责或制裁。
从经济实践来说，战后的西德和日本，满目疮痍，物资匮乏，价格奇高，人心惶惶。但笃信市场的阿登纳（西德第一任总理）、艾哈德（西德第一任经济部长）、吉田茂（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等，并未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来管制价格。结果，千千万万个经济人，以私利为矢，逐高价而动，造就了辉煌的“第四帝国”和“日本第一”。
从中国实际来看，目前我们的商品不可谓不丰富，有些甚至出现积压，政府还在千方百计鼓励人们花钱，抗击非典中大享知情权的百姓，既协助政府稳定局势，自己也理性成熟不少。利好条件如此之多，吃够干预苦头之后决意重建市场的我们，理应有信心经受住放开价格的考验，犯不着祭起干预主义的大旗，那样会招来世界对我们市场信心的怀疑，由此造成的损害远比干预带来一时的获益大得多，其影响也深远得多。
所以，我的观察是：非典时期我们错过了一次坚定不移地把价格决定权真正交给市场的机会。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正在孕育市场婴儿的虚弱母体，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她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哪怕一时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也情有可原。我只是希望，假如不久的将来再杀出一个类似非典的程咬金，我们的社会能够自如地运用客观规律来对付经济领域的波动甚或危机。
暴露文化致命伤：
把钟南山院士提出的国际合作看成“最大的政治”以及较快宣布“查清病原体为衣原体”和“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是非典暴发后我们社会的两种初始反应。它暴露了我们科学态度的缺乏和封闭意识的残余。值得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刻反思。
科学所要求的是：是什么就说什么。而一旦夹杂了事实以外的其他判断标准后，一切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比如，为捍卫日心说，布鲁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社会的最高裁判是宗教。当然，欧洲很快就走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从而为科学的大踏步前进铺平了道路，进而养成了欧洲人通过各种艰辛的实验去探究事物本原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中国古老文化中的办法则很简单：贴道德标签或政治标签。这种办法不需要为探究事物的本原而费思耗神，不需要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作衡量标准，可以任由解释，容易敷衍塞责，操作起来自然方便。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了。比如，大臣们出于不敢得罪皇帝这个政治原因，宁愿相信鹿即为马。于是，数千年来，做假、欺瞒作风盛行。以至到了20世纪，亩产超万斤这样显而易见违背起码科学常识的说法，都能成为报纸的头条甚至被专家学者所认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个政治标准。有了它，新闻媒体也好，专家学者也罢，都不得不“亡顾左右而言它”。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致命伤：自我中心，封闭主义。哲学家殷海光先生将中国人的世界观称为“天朝型膜”，“天朝人”以为，中国不仅位处地球中央，文化也都优于四夷，物产丰富，无待外求。这种意识曾在历史上有过十分滑稽可笑的表演，最突出的莫过于英王特使马噶尔尼来华后在乾隆爷面前的遭遇：被视为进贡使节，迫其打“英吉利朝贡”的旗字，行臣子觐见皇帝的大礼。大英特使当然未从，大清帝国当然也无须“赐与”其通商的便利。结果呢？茶叶丝绸抵不过鸦片贸易、大刀长矛打不过坚船利炮、割地赔款免不了丧权辱国，导致改良变法不成，继而暴力革命，继而五四新文化，上演了一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结果呢？“文化大革命”还是未能幸免。如今突然来了个非典，不仅是全新的病毒，而且传染性极强，我们却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加入了WTO、国与国之间的商贸旅游已经十分频繁、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十分紧密这一现实，而仓促地发布“已经查清病原体为衣原体”和“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这样的结论，以示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范围内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文化中自我中心和封闭主义残余的下意识反应吗？
所以,非典的到来暴露了我们文化中的某些致命伤,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今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自己，并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值得感谢。
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u/5633f695010002o2 | 
发表于 2006-3-26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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