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一小镇拍摄的防“艾”教育片《小街上的发廊》今起2000张碟片发向成都等地娱乐场所。
她们,一群“隐形人”;她们,一群高危人。脂粉世界的浓妆艳抹,抹不去艾滋病病毒的剧毒,盖不住HIV将死亡的恐怖从她们的身体里传播向普通人群的事实。道德谴责寻花问柳,法律打击卖淫嫖娼,却无法完全阻止艾滋病毒的肆虐。
明日是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一部承担起“脂粉”安全性行为教育的内部宣传片问世,3万张碟子免费发向娱乐场所,本报也由此揭开了防治艾滋病活动报道的序幕。
《小街上的发廊》
昨日,记者在四川省疾控中心看到了该片封面。幽暗的灯光下,一名漂亮的女孩叼着香烟,一脸凄然。
剧情简介:普通的一条小街,普通的一个发廊,普通的几位姑娘,演绎着并不普通的故事。无论是爱莲还是阿倩,她们年轻漂亮,出没于娱乐场所。其实,她们都有各自美好的理想,但面对性病、艾滋病的侵袭,她们却毫不设防。终于,她们找到了一个护身符,给她们带来了“希望”。
明日是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一次特殊的宣传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国家疾控中心组织拍摄的片子《小街上的发廊》的3万张光碟已被分发到各地,放映给全国部分娱乐场所女性服务人员中非常特殊的那一部分人观看。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这些观众被人们特称为“小姐”。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控制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室副主任柔克明昨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她是该片的总策划和制片人之一。
据柔克明介绍,这部片子与过去的宣传教育片不同。它是以故事片的形式,拍摄给特殊人群观看的,讲述的是她们的生活故事,只在她们内部放映,最终目的是改变她们的危险行为。
柔克明特别强调,拍摄《小街上的发廊》并不是承认卖淫合法化。疾病预防控制与打击卖淫嫖娼一点都不矛盾,而是双管齐下,在公安严历打击性违法但不能完全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情况下,卫生部门在高危人群中以各种方式进行健康干预。
据了解,《小街上的发廊》的制作费来自国家艾滋病的防治经费。防“艾”部门要求每个娱乐场所有一张光盘,并在场所内播放。
该片由一位四川导演编剧并执导,拍摄地在省内一小镇,重要人物都由专业演员扮演。
《发廊》故事一
“小姐”影片
点名四川导演拍摄
阻止艾滋病从“小姐”们向普通人群传播,让她们学会保护自己,对她们进行教育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2003年,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设想形成了:拍摄一部故事性很强的影片,没有严肃的说教,没有来历的训诫,直接通过影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抓住那些娱乐场所特殊女性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让她们深刻领会珍惜生命的重要,并认同100%使用安全套的防治办法!
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疾控中心将这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四川的导演。柔克明说,之所以选择这位导演,是因为他曾经拍摄的影片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尤其是一部关于艾滋病人的电视连续剧。而在四川进行的娱乐场所女性工作人员的行为干预项目也取得不小成绩。这部被界定为“带有故事性的医学普及教育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片子被强行规定:只能在特定场合内部放映。让片子起到最好的警示作用和推广疾病防控办法,这是它存在的惟一目的。
深刻了解到目前疾病传播的现状以及控制疾病传播的迫切以后,那位四川导演接受了这次挑战。他不认同片子将要反映的那个“小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但是,他还是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热情,“因为那是在挽救生命”。但编导要它具有所有电视剧的一切元素和形式。
两次成稿,两次被北京方面否定。究竟是要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啊?
《发廊》故事二
非常体验
有的“小姐”其实很惨
2004年11月中旬,四川导演接受了北京方面的建议: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走进那些小姐的世界,近距离观察她们的真实生活。
小毛是四川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受中心委派,她负责配合这次探访工作。那是一个初冬的清晨,小毛和一名地方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开着车把导演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
车窗外的世界僻静而空旷,一条土路凹凸不平地伸向远方,土路两旁是孤寂而又显得有些破败的一排平房。走进一座农家小院,一阵寒暄后,一名衣着整洁的中年妇女叫来了三名姑娘接待这位“北京来的专家”。
三名女子,一名21岁,一名20岁,最后一名才18岁。她们全部来自外地农村。谈起各自的家,她们都在抱怨叹息:生活的负担很重。
“18”看上去身体很单薄,谈吐的语气和她的年龄很不相配。女孩上过高中,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便辍学。因为想挣尽量多的钱,于是入了这一行。她告诉父母,她出来打工。她每个月按时寄钱回去;她不太愿谈自己做的事情,只想着有一天把钱挣够回去继续念书。
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女子大多贪婪而不顾颜面,但导演在交谈中发现,她们其实和同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爱好和兴趣。她们渴望有自己的感情并希望能尽快结束这样的生活,不过生活圈子的狭小让她们都希望在客人中找到一份感情,尽管这样的寻找导致了很多的悲剧。她们的理想渺小而现实,或是一个家,或是一间小店,或是一个爱人……
她们也想保护自己,并尽量避免自己染病;她们对别人的态度很敏感,因此不太愿意得病后上医院;她们自我保护和治疗的办法落后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傍晚时分,当离开的时候,偏僻的土路两旁陡然热闹起来,很多的小车在路上来来往往,浓妆艳抹的女子坐在车里,奔向热闹的都市。
《发廊》故事三
神秘拍片
小镇故事淡淡伤感
有了这一次深入探访,新的剧本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故事发生的环境,主人公所经历的生活总是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没有任何的说教、训诫,让人感动。
2005年6月19日,这部片子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悄然开机。剧组找到了一间临街的小店。导演给片中的发廊取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名字——小世界。
所有的人物都由专业演员扮演,摄影、灯光、造型……都是专业人员。
开机的同时,所有人员都得到了一个刚性的“命令”:对外只说是拍教育片,不能谈及其他。
故事沉浸在一种淡淡的伤感中,连主题都充满这样的基调。导演有充分的自信,从制作水准上,这部片子完全达到了公映的水平,并且内容健康,让人能够接受。
这部影片很快被送到了北京,并很快被制作成了3万张光碟送至全国。
链接
甘肃“艾滋村”患者致信吴仪:救救我们
不是因为吸毒,不是因为卖淫嫖娼,而是因为贫穷,全县1000多人走上了卖血的“不归路”,截至目前已经有12人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12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除一人为受血(手术输血)感染外,其他全部是因贫卖血所致,其中3人已经死亡。11月25日,记者驱车来到了这个位于甘肃南部的小县,3天的时间里,记者深入这并不为众人所知的“艾滋村”,走访了全部9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3位死者的家属。
和血站达成默契
11月25日,记者见到给吴仪副总理写信的女人黎小菊和她的丈夫雷永录。39岁的黎小菊有3个孩子。谈起卖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掌柜(丈夫)家情况不好,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就想卖些血补贴家用。”
黎小菊回忆说,1992年她们村有人已经开始悄悄卖血,并和血站秘密达成了默契。他们一般凌晨2点出发,走50多华里的路,到血站已经是早上7点了。
卖次血挣50块钱
记者问她:“怎么没想着让孩子她爸去卖?”“你看,我个儿比他大,他心脏也不好,我担心他就想着自己去卖”。
“卖一次血能挣多少钱?”“卖一次500ml的血给50块钱,一块钱吃了面包(当时血站强行卖给卖血者的营养品),如果坐车的话,车费是3块(为了省钱,除了特别远的很少有人坐车,都是走着去的),另外吃饭也要花钱,我通常都是自己带着馍馍,跟店家要一碗热浆水就着吃了,连饭钱也省了。所以我一次能挣49块钱,有的人可能一次连吃带喝加上坐车连40块钱都落不了。”
“你一般多长时间卖一次血?”
“血站有规定,一个月最多三次,可是如果有关系的话也可以‘走后门’,一个星期卖一次。我是偷偷送给他们一篮子鸡蛋才被容许一个星期卖一次的。”
怕别人知道患艾滋
2003年县里有人在住院时发现感染HIV后,全县开始主动开展对以往有偿供血人员为主的高危人群艾滋病筛查工作。经过筛查后,黎小菊被告之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恐惧、无望的她与丈夫泪眼相望却无计可施。辗转了8个月后,她提笔给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说“敬爱的吴阿姨,我家现在生活没问题,就是孩子还小,为了我留恋的家和孩子,请您一定救救我吧。“为了我能在自己热爱的村里长住下去,请求组织为我保密”。后来卫生部将这封信转到了县卫生局,并要求局里“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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