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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人] 中国CDC信息中心首席负责人－－杨功焕
全国疫情报告管理与网络直报需要关注的人事变动
以下摘自《健康报网》
2004年7月，首幅“中国人群死亡及危险因素地图”绘制完成。此举一出，不仅惊动了国内整个公共卫生界、科技界，也惊动了远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洋彼岸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和著名的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同行。他们惊讶：“如此大的中国，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太令人振奋了！”而指挥如此浩瀚的工程，运筹帷幄又亲临现场的“统帅”，居然是一位做事低调、说话轻柔的女士！
杨功焕 绘制“死亡地图”的人
魏萍 杨功焕
2004.09.17 2版 人物
在中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什么？中国人群以及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究竟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人口老龄化和其他危险因素对这些疾病的流行趋势带来的影响程度怎样……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决策者需要了解的，也是对未来几十年的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搞清楚”这些信息一直是中国公共卫生界长久的渴盼。
然而，“搞清楚”谈何容易！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人口结构的不同以及人们自身行为的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要想摸清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信息，可谓困难重重！
“但是，不管多么艰难的事情，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去做，终有做完、做好的那一天”，杨功焕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这些年，她和同事们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为中国公共卫生绘制了清晰的疾病监测信息图，几代公卫人得以圆梦。
■做公共卫生，是需要沉下来的：两个监测系统成就一个心愿
1990年，从哈佛大学做完访问学者的杨功焕回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当时的院长陈春明对杨功焕说：“做公共卫生，是需要沉下来的。”杨功焕于是开始“沉下心”来着手建立全国疾病监测网。
这一“沉”大约有4年之久。4年里，她跑遍了全国31个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至两个监测点。为了保证抽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随机性，她坚持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在全国3000多个县里，一层一层地抽样，终于建起了在实践上和科学上都靠得住的全国监测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的专家对这个系统非常欣赏，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是发展中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的典范，并正准备把它的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目前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已经开始了监测系统的建立。
1996年，杨功焕在世界银行贷款的中国8个项目城市，又建立了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就是在这两个监测系统的基础上，2004年7月，首幅“中国人群死亡及危险因素地图”绘制完成。研究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描述了与主要疾病和死亡有关的行为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地图”。
国外的同行因此惊讶：“如此大的中国，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太令人振奋！”杨功焕更想不到，美国国立卫生院决定支持这个监测系统的研究。她欣慰地说，两个监测系统的建立是她心中揣了很久的一个心愿，也是她公共卫生生涯中最重要的事。
“死亡地图”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信息，比如：中国总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期在1950年至1975年，以后进入平稳期。人口老龄化抵消了改善健康的因素，使总死亡率处于基本恒定水平。肺结核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已被人类征服的疾病，但研究表明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卷土重来。1991年至2000年期间，农村肺结核死亡率自1994年后没有进一步下降。肝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从1991年到2000年，肝癌在城市男性、农村男性和女性中呈上升趋势。心脑血管疾病研究中发现，脑血管意外与冠心病有别于以往研究中“北高南低”的特点，南方个别地方如湖南汉族农民中脑卒中死亡率相当高，而东北辽宁农村却相当低……
作为本次研究的重大发现，“交通事故、自杀等意外伤害死亡明显上升”的结论则为我国相关的社会工作、心理预防及城市建设、交通法规的健全等提出“预警”。杨功焕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关注并特别作出提醒：总人群伤害死亡构成是以交通事故、自杀、溺水、意外中毒、意外坠落为主，这五种伤害的死亡案例占全部伤害死亡的70％左右……
“死亡地图”研究不仅对于我国今后制定公共卫生目标和干预策略提供了权威的科学依据，也为公众了解疾病模式和危险因素、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行为指南。杨功焕说，这项成果的价值之一，就是让公众知道，“健康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有一些疾病和死亡的危险因素，个人是能够控制的。这其实才是公共卫生的最终目的”。
■从哈佛学到的科学家品质：不容忍一丝虚假 采访杨功焕时，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当问到她对某一个学术问题的贡献，或是问到她在某一个著名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时，她会非常认真地提醒：“这件事，某某教授的贡献更大些”，或者说：“这个不是我先提出的，是某某教授最先提出的……”那份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人对己负责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1987年，杨功焕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学术气氛浓厚的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哈佛的这几年，让她学到了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最好的科学家的品质，并在眼界和心胸上带给她根本的飞跃。她说，她后来的坚忍不拔、严谨求真以及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甚至身处逆境时也能泰然处之并始终保持清醒的本领，都得益于在哈佛时的磨炼。到哈佛时，她虽然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完整的医学院校临床系的本科背景，但她的导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主任BrownMcMahon仍对她说：“虽然你可能已经学过公共卫生，但你在这里必须从头学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功焕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并受到了“努力创新”的鼓励。她说，哈佛让她拿到了“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
也是在哈佛期间，她有机会参加了世界银行项目、一项非常高层次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研究》。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项目进行的近一年时间里，她们经常是通宵的工作，谁困了累了，就到隔壁房间躺一会儿。每个月，还得去华盛顿汇报一次。正是那样的工作强度，让她形成了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
直到现在，她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工作精神，干起活来没日没夜。她经常早上6点多起床准备课题，8点上班。下了班又背着电脑回家，接着干到深夜……她的研究生都知道，跟着杨老师干，累，但愉快，能学到东西！
她领导的课题，一定要求深入基层的现场。往往一个研究设计就要花上半年时间，有时在现场要待上三四个月，分析又要花掉八个月。她的一个博士生，光做抽样就在江西待了40多天，做得很认真，回来后瘦了好几公斤。
在绘制“死亡地图”时，她发现在靠近广西南宁的地方，有一个小县的婴儿死亡率为“零”，而凭她的经验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那里的数据不可能为“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她马上带领学生****重来，把所有的数据重新返工、回顾一遍。终于发现，原来是学生在地图上取点时错取了一个小县，而又没有这个小县的数据，所以才出现了“零记录”。学生马上认错并改正。他们知道，在科研数据上，杨老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假。
■我们赚的是社会效益：科学家要讲良知和责任感，有一次，记者参加杨功焕组织的在农村地区开展控烟干预的研讨会，来自西部某省的一位项目负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项目能不能帮助我们当地基层卫生人员赚点钱？”杨功焕笑了。她告诉大家：“搞控烟干预项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赚的是社会效益！”人们从她微笑的脸上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境界和良知。
她所说的“社会效益”已经得到验证：从1996年到2001年，开展控烟项目的7个项目市，在短短5年时间里男性吸烟率下降了10％！对于这个成果，搞控烟的人都明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SARS期间，在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日夜里，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她虽然身处“局外”，但她对事态的发展却异常敏感。身为一个有经验的流行病学专家，她深知这个时候社会和公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政府最需要的是什么，公共卫生部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有好几个夜晚，她辗转难眠。她想，“我非得写点什么不可”。
不久，在著名的《财经》杂志中，人们看到了她作为一名科学家在祖国和人民危难之际的肺腑直言和殷切建议： “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以‘突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SARS的流行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防治的，其他国家的疫情控制状况提示，在中国造成如此大的流行，人为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这里指的人为因素，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在SARS控制中的失误，特别是作为国家级的疾病控制部门的失误……
“2003年5月14日，卫生部发布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其中的条文已经明确规定了卫生部、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责任。在第十条和十一条中规定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并应及时向毗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通报疫情。并在第十九条中规定了调查并采取隔离或进行医学观察等措施。这是在任何一个传染病控制中的基本而关键的策略。但是回顾过去几个月的SARS控制措施，恰恰在这些基础策略上有严重的失误……
“流行病学、病因学和临床研究是传染病控制的三大基石。当一个新的传染病发生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关注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疾病。了解病因固然重要，可以指导临床治疗，为发展疫苗提供基础，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科学家即使夜以继日，用最快的速度进行研制，但也不能违背科学的规律，总得有几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而流行病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它的传染性，以及传播途径，即使病因不清，按照传染病的控制原则，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传染病流行。……但仔细观察前一阶段的防治过程，在早期，流行病学策略显然被忽略了……”
杨功焕自己说，她小时候虽然属于头脑聪明的“乖小孩”，但却是个极有是非观念、正直坚强的人。她不会屈服于任何外界的压力说违心的话，这也许是使她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的优秀品质。
“文革”期间，父亲作为当时成都市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在学校的处境一下子陷入艰难。她说，如果她当时像其他人一样，说一些与父亲“划清界限”的话，表现“积极”一点，她会得到很好的机会，会有当时让人羡慕的发展前途。但她始终相信父亲没有错，不愿意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求得一时的顺畅。她宁可和家人一道，度过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
耿直、倔强的品格在后来又得以“发扬光大”——一度杨功焕耗费心血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由于某种人为的因素面临巨大压力，她几乎失去了开展工作的所有条件。可人们见到她却是一声不吭，继续挑灯夜战，几乎没有让科研遭受一点损失。她说，她最敬佩马寅初、梁思成那样坚持真理、忠于科学、不屈不挠的大学者。
■穿梭于北京－日内瓦：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人 2000年8月，美丽的密西根湖畔迎来了世界各地几千名学者、官员，第11届国际烟草与健康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大会期间，全世界只有3位科学家在大会主会场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而杨功焕是其中之一。
当身着白色衣装的杨功焕走上主席台时，全世界的目光都为之一亮，而台下与会的中国人内心备感骄傲和自豪。她的报告成果在国际控烟舞台上举足轻重——1996年中国流行病调查显示：中国人群吸烟率上升、吸烟年龄提前……这个结论清晰地表露了我国当时吸烟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烟草生产和使用大国，中国的烟草流行情况无疑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国际同行的关注，也为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起草并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供了依据。
此后的数年里，杨功焕穿梭于北京和日内瓦之间，参与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谈判，肩负起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对公众健康负责的重任。
2003年5月，经过历时4年谈判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获批准。6月，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接受各国签约。按照有关规定，《公约》在被40个国家认可之后生效。这意味着它作为一部国际法，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曾5次参与《公约》谈判的杨功焕告诉记者，所谓公约，就是国家之间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国际法。在全世界，没有比吸烟更复杂、涉及范围更广的公共卫生问题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制定的第一部国际法，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对于我国来说，意义则更加重大。
杨功焕说，即使按照理想的控烟策略，中国30年后的烟民依然有3.2亿。《公约》对我国人群健康的促进、医疗费用的节省以及对劳动力的保护效应是明确的。在未来的25年，如果能使吸烟率降低10％，则能减少1.1亿烟民，使烟民数量维持在目前的水平（即3.2亿左右）。一旦我国按照《公约》的有关条款去做，就能大大减少烟草导致的疾病和死亡人数，特别能减少中年人的死亡，保护好劳动力，也能减少相当比例的医疗费用，减少因病致贫的人数，特别是在缺乏医疗保险政策的农村地区。
而这一切也意味着，今后，卫生部门的责任将更加重大，而加强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方法研究，广泛开展控烟干预措施，提高吸烟者戒烟成功率等则是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神圣的天职。她说：“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人！”
（本版图片由杨功焕提供）
记者手记
采访杨功焕的念头已有两三年了。每次，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或听她的科研报告，总能得到学术以外的收获。生活里她是个稳健与犀利并存，沉着与激情交替的人。她是一个从事基础医学的人，可她又是有着社会科学头脑、关注社会、关注“人”的人。她有许多搞社会科学的朋友——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学的，她都能与他们相谈甚欢。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把视角偏向社会，从社会和人的角度从事她的科研。
某个倦意袭来的下午，参加她组织的一个本来有些枯燥的研讨会，她一出现，神采奕奕地才说上几句话，便不由得被她柔弱外表下蕴含着的女性的力量和光辉所激励、感染，精神随之一振。
杨功焕，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教授。1982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87年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88～1990年任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研究组成员，1990年回国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建立并负责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并于1996年在世界银行疾病预防项目健康促进子项目中担任中央专家组组长，并在项目市建立和运行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对数据收集系统有着丰富经验。1999～200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并作为专家参加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在烟草控制和自杀研究中有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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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13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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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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