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奉行金钱至上的社会，药企与政客之间的利益纠葛不足为奇，从根本上说，政客们对阿片药受害者缺乏真正的关爱。正如律师科林·杰根森所说，华盛顿政客更多关注的是选票与政治，而非普通民众的生活疾苦。
2018年4月11日，一名女子在美国华盛顿一座由2.2万颗雕有头像的白色药片组成的纪念碑前拍照，纪念因服用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人们
2016年9月18日，美国民众在华盛顿示威抗议阿片类药物致人中毒死亡，要求国会提供11亿美元支持相关立法。
2011年，美国驻伊拉克士兵布莱恩·斯哥特·奥斯特罗姆在经过4年的海外战斗生涯后，带着严重的创伤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他曾两次被派往伊拉克，在第二次服役伊拉克战争中，患上了应激障碍症。
阿片类药物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衍生物，能缓解疼痛，但长期服用可上瘾。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已演变成“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有媒体称其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流行”。小小药片为何引发如此大的危机？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悲剧频生——让全社会不堪重负
28岁的罗伯特•科尔供职于阿肯色州布拉德福德健康服务中心，这是一家专门为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提供康复治疗的机构。罗伯特•科尔就曾是一位瘾君子。
“在17岁时，我第一次接触阿片类药物，学名叫氢可酮，这种药物在美国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它甚至被叫做‘清醒茶’。” 罗伯特•科尔幼时母亲去世，因情绪低落开始服用药物。生活的不如意在服药之后似乎都消失了。而得到药物也易如反掌，只要对医生说自己身上有伤痛，医生就会开出一个月的剂量。
从氢可酮开始，罗伯特•科尔陷入阿片类药物不可自拔，开始尝试毒性更强的氧可酮、盐酸羟可待酮等。“整个人身体极度虚弱，精神也萎靡不振。我开始封闭自己，也不敢出远门，因为一旦离家超过两个小时，我就会浑身不舒服，必须服用药物。”
阿片成瘾带给罗伯特•科尔的不仅仅是身心上的痛苦，更让其背离社会。大学最后一年，科尔每天服用阿片类药物的开销已经达到了200美元，远远超出承受范围。“我开始偷窃朋友、室友的物品，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拿去换钱。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过着这种颓废至极的生活。”直到上瘾的第六年，罗伯特•科尔才在父亲帮助下进入一所戒毒中心，经过两年努力成功戒毒。
印第安纳州居民贝基•萨维奇是两个男孩的母亲。2015年6月14日，她的两个儿子参加高中毕业派对，因过量使用氢可酮和酒精而丧命。一次尝试，夺去了两个花季少年的生命。此后，萨维奇现身说法，向社会介绍阿片类药物的危害，“大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自家的药柜，小小的药片有时会带走一条生命”。
服用阿片类药物对医生来说只是一张处方，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场悲剧，对整个社会更是难以承受的代价。
美国社会对滥用处方药的青少年有一种说法，叫“嗑药一代”。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估计，美国约3400万17至24岁的年轻人中，2400万人不符合入伍条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坦承，近3/4的年轻人达不到参军的最低标准，主要是因为药物滥用和肥胖等因素。
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将“阿片危机”与美国人劳动参与率降低联系在一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认为劳动力下降的所有原因中“阿片危机”占了1/4。
阿片肆虐——导致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
本报记者近日到美国南部阿肯色州采访。这是全美阿片类药物处方量位居第二的州，阿肯色州禁毒署署长科克•莱恩说，该州居民每人年均服用80粒阿片类药物。2016年该州售出超过2.35亿粒阿片类药品。在过去18年里，阿片类药物销量翻了四番，同时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州因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案例增加了约300%。2016年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案例至少400起。
把目光投向全美，情况更加触目惊心。30年来，美国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达35万。过量服用药物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占了66%。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约260万美国人依赖或沉迷于阿片类药物。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500万。
阿肯色州市政联盟执行主任唐•齐默曼和县政联盟执行主任克里斯•韦利尼斯都表示，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压力，市县监狱爆满，所谓的海洛因婴儿（即母亲是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婴儿一出生即具有相关症状）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10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40%的12年级学生、28%的10年级学生和12.9%的8年级学生曾在过去一年里使用过某种违禁药物。
克里斯•韦利尼斯说，年轻人服药成瘾后，医院的阿片类药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这时候他们就会到黑市上去买，当经济上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实施犯罪，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顽疾——存在巨大利益链条
阿片类药物是癌症患者和其他重症患者遭受极度痛苦时为缓解疼痛采用的手段，本应当被严格限制使用，如今在美国却唾手可得。“显然，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 阿肯色州律师科林•杰根森说。
之前，美国人常用的止痛药为阿司匹林、布洛芬等，特点是不具有成瘾性，但药效较弱。美国一家制药公司看到了这一商机，把目标锁定在羟考酮，一种在化学结构上接近海洛因的半合成阿片类药物，同时还开发出了对羟考酮的缓释技术（使得药效在体内缓慢释放，最长药效可达12小时），为这个阿片类药物起了一个全新的商品名——奥施康定。
有报道称，为取得奥施康定的批准文号，该公司对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展开强大公关攻势。相关内幕不得而知，但FDA在奥施康定的批准上的确是一路绿灯。1995年，奥施康定获得许可证。据披露，FDA内部力挺奥施康定的职员科斯蒂•莱特3年后离开FDA，加盟奥施康定的生产商，第一年年薪就高达37.9万美元。
为推广奥施康定，生产商将营销对象扩大到了所有医生。其医药代表队伍从1996年的318人增至2000年的671人，最高时曾超过1000人。他们带着印有产品商标的各种小礼品和宣传光碟，穿梭于各大医院和诊所，向医生们介绍这个“突破性新药”。大批医生受邀来到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豪华度假山庄参加培训，吃住全包，其中还包括享受晚宴、温泉浴、打高尔夫球等待遇。许多人在接受培训之后被聘为“专业讲师”，在全美各地推广奥施康定，每做一次讲座可拿到500到3000美元不等的酬金。
与此同时，阿片类药物在美国处方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因服药造成的死亡案例也不断增多。不少人指责奥施康定的生产商明知阿片类药物成瘾和过量服用危险，却刻意隐瞒。经过4年调查，联邦检察官要求联邦司法部以“涉嫌欺诈”的重罪起诉该公司3名高管。时任司法部刑事司司长费希尔明确表示，他们不支持起诉，希望通过辩诉交易寻求和解。
2007年，和解协议达成，公司3名高管接受了涉嫌不当营销的较轻罪名，并缴纳了6.345亿美元罚款。罚款数目虽然不小，但该企业一年的营收即超过30亿美元。参与该案的联邦检察官布朗利表示，除了和解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案件陷入了该公司“无限社会资源的持续干扰当中”。
美国司法部参与该案的数位官员反思后认为：和解协议是一个错误，失去了扭转阿片类药物蔓延的一个机会。
应对无力——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
今年3月下旬，阿肯色州市政联盟和县政联盟代表全州215个城市和75个县将普渡制药、远藤制药和强生公司等52家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及其他13家分销商告上法庭，指控这些制造商涉嫌虚假宣传并要求其为服用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和公共卫生开支负责。
阿片类药物生产企业态度强硬，认为自己在推广阿片类药物方面的行为是合适和负责任的。药物说明书中也提供了有关风险信息。
美国联邦政府日前提出了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新计划，主要措施包括切断非法阿片类药物供应，针对某些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引入强制性最低刑罚，扩大药瘾治疗和康复计划的覆盖面，对某些贩毒分子处以死刑等，目标是未来3年内将阿片类药物处方减少1/3。
然而，政府的相关提议一出台，就遭到抵制和质疑。药企发动强大攻势，指责有关死刑的提议违宪。美国缉毒局相关官员表示，治理“阿片危机”是在解决一个无需解决的问题。有媒体报道称，药店、制药商、监管者、立法者在导致阿片药非法使用方面作用一致，甚至属于“共谋”。
有专家指出，联邦政府近期至少需要拨出450亿美元，才能在治理“阿片危机”方面有所作为。但这笔资金目前毫无着落。相比之下，2018财年美国军费涨了540亿美元。有专家称，联邦政府与国会如果真要解决这一问题，是拿得出这笔钱的。但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
机制弊端——危机折射体制失灵
“如果我今天再写《西方的衰落》这本书，我会专门加上阿片药物危机这一章节，就讲美国公共健康危机。” 《西方的衰落》作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尼尔•弗格森认为，“阿片危机”并非完全是制造商的责任，更多的是美国医保体系的问题。“整个医保体系严重失序和破碎，亟须进行改革。”弗格森说，奥巴马政府对医保体系进行了改革，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只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一保险体系，而这一体系本身存在缺陷。“如果要重新设计美国医保体系，必须另起炉灶。在目前政治体制下，我还看不到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下降。比如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降到76.1岁，这在发达国家中属于罕见现象。重要原因在于“嗑药一代”拉低了指数。有社会学家指出，美国青少年中有不少沉湎于电子游戏、虚拟世界，缺乏上进心，对于大麻、上瘾药的抵制能力日益弱化。
此外，美国过去数十年陷入多场战争，伤残退役军人数量众多，他们遭受着长期慢性疼痛的折磨，导致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的比例过高。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退役军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几率是普通人口的两倍。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等学者指出，“阿片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体制未能让蓝领阶层适应全球化进程与自动化浪潮，它与40年来中产阶级薪水停滞、蓝领阶层的萎缩、劳动参与率降低等密切相关，更多反映的是社会体制失灵。“过去40年的历史证明，要想改变这些现状难上加难。”
记者手记：“阿片危机”背后的游戏
笔者日前深入阿肯色州采访得到的数据触目惊心，但这只是美国“阿片危机”的冰山一角。
2017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因阿片类药物上瘾和滥用危机严重，美国正式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在阿肯色州的专业研究人士看来，紧急状态宣布至今，“阿片危机”并无多少缓解。
小药片酿成全国性大危机，何以如此难解？
从社会层面说，美国拥有深厚的“药品文化”。美国药店购药之便可说是匪夷所思。琳琅满目的维生素自不待言，光是安眠药就有几十种，可以随意购买。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药企便开始向人们灌输“药片解决一切”的理念。久而久之，许多美国人对药品近乎迷信，以药“养生”、以药“健身”现象司空见惯。有统计表明，媒体上的医药、保健类广告占据收视率、点击率的三成以上。
从利益链看，医保体系的利益捆绑难以切断。许多医生为病人开出阿片类药处方，虽多为镇痛考虑，但架不住制药公司的“免费培训”、医药代表的“循循善诱”。一位从业多年的医生坦承，制药公司注重的是创造客户群，而非治愈病患，药片自然卖得越多越好。如果病人上瘾，就用更新换代的药品，循环往复，利益永续。
对众多的医院、诊所而言，病人就是客户，留住客户就有收入。受利益驱动，许多医生游离于监管规则与道德标准边缘。一位知情者坦言，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开药帮”，他们知道找谁开药、何处拿药、价钱多少。
目前，阿肯色州市政联盟和县政联盟已将50多家药企告上法庭，控告他们漠视患者，要求他们为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提供经费。也有其他一些州准备加入诉讼，但结果尚难预料。药企的抗辩能力、雄厚财力、游说实力，都直接影响到案件审判。
应对“阿片危机”，从白宫、国会山到各州层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官员和议员们说得头头是道，却缺乏有效之举。因为一旦要对利益链开刀，药企及其所属协会的游说力量即会百般阻拦。根据美联社与美国公共诚信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里，阿片药生产商针对联邦与州一级监管部门的游说费用达到8.8亿美元。这笔费用支持了7100名州一级官员与1350名游说人士。相信这些钱都不会打水漂。
在一个奉行金钱至上的社会，药企与政客之间的利益纠葛不足为奇，从根本上说，政客们对阿片药受害者缺乏真正的关爱。正如律师科林·杰根森所说，华盛顿政客更多关注的是选票与政治，而非普通民众的生活疾苦。
“这就是‘华盛顿的漠视’！”密苏里一位非洲裔美国企业家所言入木三分。
【察网www.cwzg.cn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6月21日23版。原标题《美国“阿片危机”暴露社会痼疾》。】 |
发表于 2018-6-23 22:53
|